[3]然而，这一跨学科的研究进路风险较大，且不说各学科的研究姿态和方法不一，连法学内部的诸学科也各有一套概念，虽有的名称一致，但内容有异，且当与学科内部的其他概念关连起来方可更好地理解，而行文落笔又只能使用某种概念，这就面临选择哪一学科的概念来表达所指的困难，其结果就是不免造成学科跳跃之乱。

在人类基因编辑研究中，若相应行为并不涉及研究者之外的其他直接利害关系人，则相应行为可能会受行政法或刑法调整，但不会产生民事责任。国际上普遍认为：只要基因编辑与未来人们的福利不相冲突，不影响当下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稳固，那么其就不违背任何道德禁令[42]（P131-132）。

另一方面，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临床，亦需区分两种情形讨论：第一种是将非生育目的的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若该技术并不成熟，则可能危害接受基因编辑手术的自然人的健康，构成第29条危害人体健康的涵摄情形。（二）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的事实构成 科学研究作为人的认识活动首先应以人本身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属性，不能将人物化[15]（P114）。对于制定法尚未明确涉足的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而言，其正好可以通过这种不确定概念进入法律关注的视野，并且这种不确定概念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预留了空间，法官可以通过这种概念及时处理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引发的纠纷，从而回应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的获得方式类型法定原则。之所以要关注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的积极界限与消极限度，是因为人类基因编辑研究的结果即基因编辑技术一方面受科学之客观性影响而有其自身客观的逻辑结构和发展模式，可能成为服务于人的可以控制和依赖的手段。

由于该条使用的概念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概念，这就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法官可以结合具体情形来把握涵摄的对象。从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看，第29条即国家禁止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是不完全法条，仅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缺失部分需结合法律体系中的其他法律规则确定。他们的新理念塑造了当今世界的道德直觉——战争非法。

在他看来，国际乌托邦理想破灭于冷战的高峰时期——1960年代。此种意义上的国际法，并不起源于教科书上说的格老秀斯或威斯特伐利亚，而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欧洲职业法学家和律师在1870年代的兴起。君主国家之间为了扩张领土的战争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弱点：在缺乏绝对的、普遍主权者的情况下，每一个君主国家都在其权力限度内试图扩张自我。耶鲁大学法学院海瑟薇（Oona Hathaway）与夏皮罗（Scott Shapiro）教授的《国际主义者：宣布战争非法的激进计划如何再造世界》（2017）一书，即是此类研究的最新作品。

相互扩张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最终以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为结果，确认领土边界及其互不侵犯的原则。之后是美国主导的新国际法。

随着新技术发明（互联网和跨国交通）和新形势发展（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移民和国际人权），世界正日益走向鲍比特所谓的市场国家（market state），其正当性来自于实现其公民的各种可能性，如各种各样的新兴权利。施米特认为，一战及国际联盟根本摧毁了欧洲公法。而且，两者呈现互动的关系：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法律的重大变动，如日本的战败导致战后宪法体制的巨变，特别是新宪法中和平条款的确立。两者分别从内外两个维度确立国家的认受性。

领主国家间的宗教战争导致欧洲大混乱。而该书揭示，在《巴黎非战公约》之前的旧国际法中，战争从来都是一项法律制度和权利。继而，君主国家不断转向对君权的限制，出现了领土国家。重大的国际政治变动改变了国际法的基本制度

此种情况下，讯问工作不是为了核实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而仅仅是为了获得认罪供述。实践表明，不同类型的证据具有不同的证明价值，也存在特殊的证明风险。

法官在更衣室中披上法袍，并不能免除各种偏见的影响。关于司法不公的成因，尽管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成果，然而，科学探究司法不公的隐性风险，摆脱法律职业的思维定势，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

科学认识社会环境对犯罪的重要影响，就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与犯罪治理密切相关。但实际上，相对于威慑或者剥夺犯罪能力，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才可能是惩罚的终极原因。只有洞察司法制度隐藏的不公正因素，才能保持对正当程序的自觉，铭记正当程度的实质。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旦遵守规则本身成为唯一的要求，变相规避规则的做法就在所难免。司法不公是制度改革的催化剂。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诉讼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警察、律师和法官，都会基于有罪推定心态看待整个案件，以致错误判断在案证据的证明价值。

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检察官还可能以实现正义为由实施不法行为，这种以恶制恶的心理很容易扭曲司法公正。为避免法官潜在的偏见，可以探索引入虚拟审判，等等。

诚然，DNA不会为了迎合指控而自动重排序列，但DNA证据的解释却可能存在错误，此类失真风险显然不容忽视。还有35%的受访者能够回忆起那个并不存在的视频中的特定细节。

鉴于一些新科学证据尚未达到绝对的确定性，可以考虑对控辩双方设置差异化的证据门槛。例如，法官在早晨所作的裁决与午休之后作出的裁决可能存在差异。

我们努力构建和维系的理性司法制度，一旦面对强烈的报复心理，法律的程序保护就可能变得软弱无力。唯有理性认识证据风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司法决策出现失误。例如，为弥补记忆的缺陷，可以推广使用录音录像系统。警察有时甚至会将那些只有真正的罪犯才知晓的隐蔽信息有意或无意地透露给犯罪嫌疑人，以便基于这些事实细节增强认罪供述的可信度。

问题在于：法官极少承认自己存在偏见，并且坚信自己能够摒弃偏见因素。那些并非凭空捏造，但却契合司法预期的虚假记忆，很容易促使法官形成虚假的内心确信。

检察官为何隐匿无罪证据？这究竟是个体职业伦理缺失，还是制度偏见使然？如果了解人们对欺诈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动机，就会认识到，许多检察官不是故意欺骗被告人，只不过是非常善于欺骗自己。有些程序规则并不能真正限制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沦为徒有其表的纸面上的法律。

龙勃罗梭（Lombroso)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试图通过体貌特征推测人的本性，这种犯罪理念无疑带有一定的偏见性和误导性。例如，盛行美国的雷德讯问方法，非但难以纠正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说谎的错误直觉，反而可能助长讯问过程的心理强迫。

我们充分运用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加强对司法不公成因的科学探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完善现有的刑事程序。为避免现场勘查遗漏关键证据，可以探索使用现场影像重建系统。证人证言是最残忍的证据，也是潜藏风险最大的证据。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多数场合下，我们都是以直觉感受而不是确凿事实作为风险决策的依据。

唯有正视司法潜藏的制度偏见，摆脱传统司法的教条和迷信，才能祛除司法公正的制度痼疾。这种确证偏见的心理动机，以及看似客观、实则主观的办案模式，可能对司法程序的运行和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鉴于此，为了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应当坚持透明的司法、免于强迫的自由和建立在证明基础上的公正。从心理学角度看，与故意制造虚假证据等作为相比，隐匿无罪证据等不作为，更容易作出合理化解释。

为避免专家证人的偏见，可以聘请中立的专家。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法官，也很容易受到专家证言的误导。